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极化与辐

一、引 言

城市群是当下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形态之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也是国民经济运行最主要的空间特征。城市群通过实现产业生产的规模和聚集效应，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形成集聚和辐射效应，通过对外服务功能，向周围城市以及经济腹地输出资源和服务，通过城市间产生要素流动，使得城市群内部结构更加紧凑，促进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根据世界一些典型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及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及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发展的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倾向于向大都市的中心区域和城市群集聚，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是一个必然趋势。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主要经济增长极之一，带动、影响着我国产业层次高端化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而成长，支撑着城市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方向。因此，研究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集聚、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制造业的关系及与区域空间的关系等。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与制造业的关系的研究，Donald等通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计算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1]；陈建军等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原因与发展趋势[2]；邹德玲等运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EG指数、区位商对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状况进行量化测度,判定了影响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因素[3]；邓涛涛等分析了交通对服务业聚集的影响[4]；霍鹏等基于省级视角分析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聚集态势和影响因素[5]；陈健等指出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制度环境、制造业需求和生产分割水平更敏感[6]；白清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7]；刘奕等从产业空间协同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8]；唐荣等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9]；唐晓华等实证研究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动态协调发展[10]。

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强度与区域空间关系的研究，管驰明等研究了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并比较了其地区差异[11]；任国岩等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EG指数,对2003—2012年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测算[12]；Beyers的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美国服务业的90%都集中在了大都市区，占服务业总就业人数的83%[13]；Miller 等表明大伦敦区聚集了全英最重要的服务业集群[14]；吴艳等表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分布于大都市[15]；邱灵等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16]；张旺等研究了京津冀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聚集特征[17]；方远平等分析广东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动力机制[18]；丛海彬等采用区位商、赫芬代尔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揭示浙江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19]；郑长娟等分析了浙江省69个县市2004—2013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时空演化规律[20]；安树伟等分析了沿海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关系的演变[21]；张虎等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规模分布的空间特征[22]。

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以城市群为尺度，研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区域空间的极化与辐射的研究较少。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心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极化强度及梯度，并从辐射力角度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空间分布规律，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供支撑。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现状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一般指依赖于某一专门领域内的专业知识、技术创新与高素质人才等向社会及其他用户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或中间产品的企业及组织所构成的产业，主要包括软件信息、金融服务与研发服务等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在服务产品中包含了大量的隐性知识和特殊领域的技术知识，表现出高知识性和高技术性；第二，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与客户会有频繁的互动，表现出高交互性；第三，在创新过程中扮演着推动者、传播者和发起者的多重角色，表现出高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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