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卫生政策社群和安全政策社群的内部变化,“卫生”与“安全”在概念和话语方面的联系愈发紧密。公共卫生共同体对卫生与国际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发敏感,其中包括对全球化的世界中疾病构成的威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特别是病原体在国际上的迅速传播。为了应对威胁,公共卫生共同体更多通过战略性地使用安全话语来获得更多的政治关注和资源,从而解决全球卫生问题。就其自身而言,外交政策社群和安全政策社群,尤其在西方国家,在后冷战时代就已经大大扩充了其职权和利益范围,卫生已经被提上议程,这对如何理解和实践“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打着“卫生安全”的旗号,不同的政策社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团结在一起。但是,许多人担心这种共同话语掩盖了两者在目标、举措和价值观方面的深刻分歧。有人特别指出,公共卫生有屈服于强大的安全利益的危险,有可能对个人和群体的健康造成不良后果。此外,在围绕卫生安全的争论中,还有另一种愈趋明显的鸿沟——南北国家之间的鸿沟。
本文旨在探讨“卫生安全”的概念,尤其是那些近年来已经成为政策论述重点的“全球卫生安全”概念。讨论紧紧围绕两个在安全研究领域由来已久的话题:“为了谁的安全?”和“安全从何而来?”。本文的研究动机是早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卫生安全”的概念及其政治含义所产生的不满。为确保全球卫生安全,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承担大量的费用。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明显怀疑这些措施实际上也许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保护。威廉·阿尔迪斯(William Aldis)等评论家已经准确指出,全球卫生安全的概念已被广泛使用,却几乎没有被充分定义过。因此,很显然需要对其概念和政治含义进行更为严格的探究。
文章第一部分探讨了卫生安全的概念,认为对其核心特征的共识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有观点认为“国家”通常被看作指涉对象(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是“人的安全”)。在主流政策话语中,对卫生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也存在很高的共性。这些威胁围绕着极少数的卫生危机:迅速传播的传染病、艾滋病、生化武器或生物恐怖主义。本研究认为,这种范围有限且广为人知的“卫生安全威胁”帮助人们了解很多支撑卫生安全概念的政治议程。这些特殊的卫生风险主要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重大威胁。对于最具威胁性的卫生风险是什么,南方国家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事实上,许多被西方纳入并被官方认定为主要卫生安全风险的疾病只在南方发展中国家流行。以上是解释“卫生安全话语概念相对狭窄,实际上其重点在于保护西方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威胁”这一观点的第一步。现有的全球卫生治理应对机制的本质是更加偏向遏制而非预防,而这更加让人们对“为了谁的安全”才真正重要感到担忧。
文章第二部分以讨论卫生安全的政治化本质为基础,探究了当前流行的“全球卫生安全”概念。通过梳理一些最常用的概念,我发现“全球卫生安全”的重点更加倾向于确保国家免受疾病侵袭,尤其是一些让西方国家担忧的迅速蔓延的传染病。尽管包含“全球”这一字眼,“全球卫生安全”似乎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理念具有更多的共性,而非诸如“人类安全”这些也许可以扩大人类卫生威胁范围的概念。
在结论的第一部分,作者认为,围绕全球卫生安全的许多争议源自其概念表述主要涉及西方的风险,并且其应对举措旨在优先遏制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而不是想办法解决产生疾病的根源。重要的是,作者的论点并不是认为解决全球卫生安全的制度缺陷不重要,也不是认为不应开展此类工作。当然,保护人类免受疾病侵袭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西方国家的人民与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享有从这种保护中受益的权利。而且,从长远来看,也许如一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全球卫生安全举措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涓滴效应”。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对当前卫生安全体系下的主要受益者和代价承担者有更明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就全球卫生安全相对于其他全球卫生治理事项的优先顺序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一、卫生安全:本质上仍有争议还是已取得共识?
在《人民,国家与恐惧》一书中,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安全是一种“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关于它的含义和应用在业内争论不休。大卫·鲍德温(David )认为安全不能满足某些真正的“本质上有争议”的标准;比尔·麦克斯威尼(Bill McSweeney)认为有关安全的争议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肯·布什(Ken Booth)认为不管怎样,对安全的核心要素已达成广泛共识。对于安全的概念是否一定总是有争议的,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安全的定义已经有很多,依然还有少数人提出重新定义安全的概念,也有很多人试图扩大其定义或捍卫其概念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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